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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苏林于今日启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一周前刚刚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。
越共中央政治局并未设立常委会，因此在政治局委员中有四位的地位更加突出，通常被称为越南政治的“四大领导”，即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政府总理与国会主席。预计到2025年9月，越南将正式设立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这一职务，使得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数量变为“五大领导”。
随着苏林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“合二为一”，越南的领导结构进一步调整为新的“四大领导”，即最高领导人、总理、国会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。
历史上，越共中央总书记与国家主席这两个职务一直是分开的，曾在极短时间内出现过“合并现象”。例如，2018年到2021年间，阮富仲在国家主席陈大光去世后兼任国家主席；而在阮富仲逝世后，苏林接任总书记的同时短暂保留国家主席的职务，持续了约两个月。
这两次职务的“合并”均为临时安排，但苏林最近的当选则不同。在上周的第十六届国会的一次会议上，经过党中央的权力换届，实际上意味着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“合并”是制度设计的一部分，而非临时的决定。
随着越南的总书记与国家主席职务的整合，目前全球的五个共产国家（包括中国、越南、老挝、朝鲜和古巴）均已设立党与国家元首的同一性制度。
回顾历史，自苏联成立以来，共产国家的国家元首制度历经演变，主要展现出“集体元首”与“个人元首”两种模式。苏联政治体制的早期代表了前者，而中国则为后者的典型。
最初在苏俄，国家元首称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，经过多次变革，至1990年才设置总统一职，最终取代了以前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。
在这一过程中，最高苏维埃作为权力机关，相当于现代中国的全国人大，而其主席团则相应地代表了常设机构。然而，苏联的“集体元首”模式一直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主流，由议会常设机构的首脑代表国家，没有独立的国家主席。
相较之下，中国在1954年宪法中首次明确设置国家主席，并将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分开。尽管在1975年及1978年的宪法中未设国家主席，但1982年又恢复了这一职务。
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，仅捷克斯洛伐克、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曾设立过总统职务，而这两个国家的总统职务分别是为铁托与齐奥塞斯库量身定制的。
朝鲜的情况则显得尤为特殊。于1972年设立国家主席职务的金日成在去世后，该职务被“永远保留”于他名下。而金正日则专注于国防委员会的职务未能直接担当国家元首，金正恩上任后则设立了与国家主席相似的国务委员会，并自任该委员会主席，实际上承担了国家元首的功能。
越南在统一之前同样设立了国家主席职务，胡志明曾担任这一职务。然而，在1980年至1992年间，越南改为让国务委员会主席担任国家元首，直至1992年再次恢复国家主席职务。
古巴在卡斯特罗兄弟统治时期，采取的是“党、国家、政府”三位一体的领导模式，党的最高领导人兼任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。经过2019年宪法的修改，古巴设立了国家主席与总理分别递交的职务，而现任的迪亚斯·卡内尔同时担任两者职务。
通过对这一历史演变的梳理，可以看到，随着苏联体制的变迁与最终解体，议会首脑担任国家元首的模式在各共产国家中逐渐消亡，现在的共产党国家普遍实行专任制，显示出“中国模式”逐步替代了“苏联模式”。
在国家元首制度的演绎中，除了“集体元首”与“个人元首”的差异外，更大的区别在于执政党最高领导人是否兼任国家元首。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，但整体趋势是，在20世纪，执政党领导人兼任国家元首的现象相对较少。
为何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领导人兼任国家元首的机会不多？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，在社会主义国家，党职通常被视为比国家职务更为重要。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时期，外交主要面向社会主义同志，相较于西方国家的互动较少，因此最高领导人是否具有与西方国家对等的头衔并不显得那么重要。
中国在1993年确立了“党的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”的三位一体模式，背后是面对全球化挑战的需求。因此，最高领导人若同时担任国家主席，无疑在外交中将更为便利。
越南在实施改革开放后，同样需要面对与外部世界的沟通。现实中决定越南能否顺利参与国事访问及多边会议的重要性，便是职务相互关系的问题。曾在越南的“四驾马车”体制中，总书记与国家主席分权较明显，而如今，似乎已到了应变的时刻。
当前的越南正置身于融入全球市场的关键阶段，外交在国家政策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。苏林通过兼任国家主席的举措，力求将外交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从而更好地推动国家的发展与国际互动。
